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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院:人为对“惩罚性赔偿”设障,如此“护假”要不得!——供给侧改革最需要能提升

时间:2016-04-19    来源:中国3.15法律网    责任编辑:张旭婵

摘要: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和强化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严厉打击制售

  前言: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和强化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等违法行为。”

  2016年两会,李克强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意味着,适用商品范围更广、更加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将大大增加各类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这既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深圳中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关于审理涉及食品安全民事案件裁判标准的审判长联席会议纪要》,规定消费者系“以盈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如再次购买、一次性购买数量明显超过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生活需要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存在有明显违背上位法最高院食药司法解释等“私定家法”问题,备受法律维权人士、媒体舆论的诟病批评,深圳中院《会议纪要》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至3月10日自行废止。

  你方唱罢我登台,2016年3月25日重庆高院又制定出台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答》)。

  重庆高院对“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故意曲解,胡乱解释,公然违背中央供给侧改革精神,违背最高院食药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通过“私定家法”,对“惩罚性赔偿”人为设障,弱化倒退,实质是变相庇护“制假售假者”。  

  重庆高院“私定家法”使制售问题商品(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免于承担民事惩罚性赔偿。那些被全国各地先进法院依法判令民事惩罚的非法生产经营者,多么“羡慕”在重庆高院(及辖区法院)司法审理的非法生产经营者。遭受民事惩罚的生产经营者恐怕也不得不感叹一声:“真的生不逢地呀!”

  一、重庆高院对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主体设障,违反上位法,依法应废止。

  1、重庆高院对“知假买假”不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有违上位法最高院 食药司法解释。

  重庆高院《若干问题解答》内容:“二、……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的人请求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因有违诚信原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14年3月15日实施的最高院食药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从法律层面已明确“知假买假”者身份,确认其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

  重庆高院在最高院食药司法解释已实施二年之久,早已明确“知假买假”具有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利,却“私定家法”——不支持“知假买假”获得惩罚性赔偿,违背上位法规,意在变相“护假”,令人匪夷所思。

  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布食品药品纠纷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2014-1-9)[孙军工]:“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通常情况下的购物者应当认定为消费者,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确认其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对于打击无良商家,维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净化食品、药品市场环境。……例如,将要发布的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孙银山明知该超市出售的香肠过了保质期而购买,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孙银山退货并取得十倍价款赔偿金。

  ——2015年 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10起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知假买假”是否受新消法的保护?

  答:我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已有规定。实践中对于个人和单位“知假买假”应当区别对待。首先,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个人。个人“知假买假”的,应受到新消法的保护。从法律上讲,新消法并不否认个人“知假买假”,个人打假当然具有消费者资格,诉讼中应按消费者对待。从公平的角度讲,经营者生产或者销售合格商品是其法定义务,个人打假者支付了商品对价,理应买到合格商品。如果他买了假货,有权依照新消法向经营者主张权利。……(见人民法院报 2015年06月16日《 依法审理消费者维权案件 维护消费安全和市场秩序》)

  ——2015年12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举办的中国第二届3·15打假论坛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起草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张进先,就该司法解释与《食品安全法》的相关内容做了宣讲和解读,再次明确强调,“公民个人知假买假和职业打假受法律保护。《规定》第三条说的很清楚,消费者知假买假和职业打假受法律的保护,可以适用《消法》和《食品安全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2、重庆高院《若干问题解答》违反上位法,依法应废止。

  重庆高院制定的《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显违背上位法最高院食药司法解释,且重庆高院无权制定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若干问题解答》,依法应予以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法发〔2012〕2号)规定,“一、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释;……。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一律不得制定在本辖区普遍适用的、涉及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二、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制定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应当自行清理。凡是与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抵触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应当予以废止;”

  二、重庆高院对惩罚性赔偿前提——“欺诈”的界定,设置重重障碍。

  重庆高院《若干问题解答》内容:“六、如何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欺诈责任?

  答:该条中欺诈责任的构成应当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消费者应当举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之故意,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欺骗消费者,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的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的人,因其知晓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而仍然接受,故其购买行为不符合本要件。二是消费者应当举证证明因该欺诈行为受到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失。三是欺诈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消费者因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并且做出错误选择。”

  何为“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1、最高院食药司法解释事实上已排除构成“欺诈”的两要件。

  通常认为构成“欺诈”行为应当具备四个条件: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假陈述或者隐瞒重大事项的欺诈行为,表意人因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作出了虚假的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2014年3月15日施行)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院食药司法解释第三条实际上将构成“欺诈”的其中两个要件——“对方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事实已排除在“欺诈”行为内涵之外。

  2、全国多数法院司法实践中“应当知道”可以推定为“明知”。

  经营者若能被消费者证明其明知故意欺诈——欺骗、误导消费者,才可以认定为欺诈。重庆高院如此规定,实为保护造假售假者的条款。

  在现实生活中,经营者一般不会承认自己明知故意。明知的举证责任该由谁来负?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消费者怎能证明售假者明知?

  《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中采用“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法律术语并作为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标准的情况来看,经营者“应当知道”相关规定而不遵守的,与“知道”相关规定而违反的,危害和后果相同,承担同样的法律责任。

  经营者“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事实上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应知而未知,应推定其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

  在其两种主观状态并存的情况下,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应知而未知”销售问题商品通常按“明知”来认定。因为销售合法商品属于法定的强制性义务,无论经营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而销售问题商品,均构成违法。如果将“应当知道”视为不知道,免除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显然不符合法律精神,对消费者也很不公平。

  当前制售假冒伪劣、问题商品情况较为普遍,市场诚信缺失,司法实践中,全国大多地方法院都将“应当知道”作为“知道(明知)”处理。

造假售假是一个聚合体,共同侵犯消费者权益,就要承担连带责任。造假者是故意,售假者即使是过失(不明知),也要承担惩罚性赔偿。按照《消法》规定,消费者享有选择权,受侵害的消费者可以找销售者,也可以找生产者,找到谁谁就得先行赔付。如果经营者认为自己也被上游经营者(或生产者)所欺骗,那么可以向其追偿。

  《食品安全法》规定实行首负责任制,若经营者只有在“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而销售的前提下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将会导致首负责任制落空。

故只要经营者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无论主观上是否“明知故意”,都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3、惩罚性赔偿不以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

  重庆高院将因欺诈行为而受到的实际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失),作为欺诈的构成要件之一,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明显违背最高院食药司法解释的规定与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消费者主张食品价款十倍赔偿金不以人身、财产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这对于统一裁判尺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食品、药品环境,将产生积极影响。

  推而广之,对于食品、药品等之外的消费品,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亦不以人身、财产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

  三、重庆高院将食品标签应当标明的特定事项,错误定性为标签瑕疵,故意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重庆高院《若干问题解答》内容:“十一、消费者依据食品标签瑕疵向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答:对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的瑕疵,应当区分瑕疵的种类,根据其是否影响食品安全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不同情况,在经营者、消费者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因规格、净含量、产品标准代号、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地址、联系方式标签存在的瑕疵,明显不足以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消费者主张标签瑕疵的惩罚性赔偿的,还应当对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中的名称、保质期、贮存条件、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等全部或部分存在瑕疵承担举证责任,直至法官内心确信标签瑕疵将影响食品安全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1、食品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必须标明事项的规定,关系到消费者食用时的安全,不属于标签瑕疵。

  标签瑕疵,是指标示内容虽与食品安全标准中的规定有所出入,但一般人仍能知悉标示所指的内容而不会发生误解,亦不至于做出错误的行为。例如计量单位英文字母的大小写错误;还有如将食品添加剂“焦糖色”(规范名称)标示为“焦糖色素”,虽不够规范,但一般人显然能根据标示清楚其具体所指,故而仅属于瑕疵。

  而名称、规格、净含量、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生产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贮存条件、产品标准代号、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为预包装食品标签必须标明的事项,不属于标签瑕疵。

  ——《食品安全法》第67条:“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

  食品标签是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的载体,是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广大消费者通过借助食品标签来选购食品。

  食品标签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对被标识食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生产者名称、批号、生产日期等进行清晰、准确地描述,科学地向消费者传达该食品的质量特性、安全特性以及食用、饮用说明等信息。

  预包装食品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特定事项,这是一种强制性规范。

  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中的许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消费者食用时的安全。通过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消费者可以选择、判断食品,区别食品的质量特征,了解食品的新鲜程度;通过成分或者配料表来识别食品的内在质量及特殊效用;对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的标注有助于消费者根据生产者的美誉度进行选择,出现问题的可以方便消费者联系;保质期可以反映食品的新鲜程度;产品标准代号可以反映质量特性的全方位产品标准;贮存条件可以提醒消费者在特定条件下贮存,防止食品变质。标注生产许可证编号有利于消费者查询,真正购买到放心食品 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必须标明的其他事项,是兜底条款,对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标明的,必须标明。

  预包装食品我国实行强制性标签标准,食品标签强制性国家标准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从名称上把食品标签国家标准明确命名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 等。

  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国家标准规定必须标示的内容本身与食品安全具有密切关联,法律之所以将这些内容作为必须标明的事项,背后有着深刻的考量。例如,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与食品安全性的相关性自不待言。一些事项如生产者、销售者的名称、地址,看似和食品安全无直接关系,但反过来看,如果某一食品连生产者是谁都不清楚,这样的食品人们还敢食用吗?

  2、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诉争食品就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食品,须承担惩罚性赔偿。

  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食品安全标准不仅包括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食品添加剂用量等约束性指标,还包括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

  判断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既要对内在实质安全标准的审查,还要对食品标签形式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审查。

  食品无毒无害,只是食品安全标准的最底限要求,自然是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全部。标签同样是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之一。标签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即便产品本身质量合格,也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亦须承担惩罚性赔偿。

  3、食品标签违反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无需举证,就能依法推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四)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八)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

  预包装食品标签违反《食品安全法》必须标明事项的规定及标签食品安全标准,属于“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无需再举证,就能依法推定诉争食品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食品药品纠纷典型案例3,食品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明事项的有关规定,存在食品安全标准、包装、广告方面的问题,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法律责任。

  最高院2014年1月9日公布的食品药品纠纷典型案例及新闻发布会内容:案例3( 皮旻旻诉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陵山珍王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案)企业标准过期后继续执行该标准,标签上没有标明成分或者配料表以及产品标准代号,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明事项的有关规定。食品存在食品安全标准、包装、广告方面的问题,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有关食品安全等法律法规之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惩罚性赔偿)。

  中央提出“完善和强化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让企业的失信成本高于失信收益,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低于维权收益,通过“双升双降”,对于商品质量加大惩罚,倒逼企业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要让企业把“心思”放在提质和创新上,创造出适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供给。

  “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现的是国家对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干预,通过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实现一种实质正义。“法律以惩罚令人有所戒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让为恶、欺诈的企业感到实实在在的痛。

  供给侧改革最需要能提升质量的有效制度供给,而重庆高院无视中央高层政令,逆势而行,“私定家法”为“欺诈”构成要件套戴重重金箍,为“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设障使绊,使民事惩罚力度大打折扣,实质地方司法保护制假售假。

  强烈要求对要求重庆高院相关人员及领导依法依纪作出严肃处理。依《信访条例》将调查处理意见书面告知本人。(作者:张晓红 邢志红)